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突破口
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,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瓶颈之一。二〇二五年,中国经济要想在稳中求进中实现结构升级,不仅要在总量上保持合理增长,更要在空间格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,实质上是在重构要素流动规则,打通生产生活服务全链条,让城市更有温度,乡村更有活力,区域更具韧性。前言之所以重要,就在于提醒我们,城乡融合不是“城市加一点农村”,而是推动制度、产业、公共服务、治理方式的整体变革,关乎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个时期能否形成内生动力与广阔回旋空间。
从城乡二元结构到一体化发展新格局

长期以来,我国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,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明显:资源要素过度向大城市和东部沿海集中,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,但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、收入分配等方面的“隐性门槛”却始终存在。这种格局一方面支撑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,另一方面也累积了土地闲置、乡村空心化、农民市民化不充分等深层矛盾。推动二〇二五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,就必须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为系统工程来谋划。一体化发展并不是削弱城市,而是通过制度创新,让城乡要素合理流动、平等交换、双向奔赴,从而打造统一开放、有序竞争的国内大市场。只有打破二元分割,才能真正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,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,形成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的强大内需支撑。
以新型城镇化为牵引推进要素双向流动
促进城乡融合,首先要处理好“人”和“城”的关系。新型城镇化不是盲目扩张城市规模,而是要提高城镇化质量,让更多农村人口在城市真正落得下、融得进、发展好。二〇二五年的一个重要发力点,就是深化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,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实质性突破。通过合理放宽落户限制、探索居住证与基本公共服务挂钩、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与社会保障衔接机制,可以让劳动力、技术人才安心流入中小城市和都市圈周边地区,带动消费升级和产业集聚。同时,要防止“单向虹吸”,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同时,畅通资本、技术、管理经验和公共服务下沉乡村的通道。例如鼓励城市优质医院、学校通过集团化办学、医联体建设延伸到县域;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针对农业产业链、乡村小微主体的信贷产品;支持大中城市专业人才到乡村兼职、挂职或远程服务。只有实现人随产业走、产业因人而兴,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才有坚实基础。
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重构城乡经济联系
二〇二五年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,需要更加注重城乡产业协同。在传统发展逻辑下,乡村往往只是城市的生产要素供给地,而价值链高端环节集中在城市,导致农民在产业分工中处于弱势。要改变这种格局,关键是围绕农业全产业链、农村三产融合,构建以“都市圈 产业圈 生活圈”协同运行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。一方面,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农业产业园、现代农业示范区,发展订单农业、数字农业、绿色农产品加工业,通过冷链物流、电商平台和品牌建设,让农产品从“卖原料”转向“卖品牌”“卖体验”。另一方面,以城市消费升级为牵引,大力发展乡村旅游、康养度假、研学教育等新业态,把城市居民对生态、文化、健康的需求,转化为乡村持续增收的长期动力。典型案例是某些地区通过“公司 合作社 农户”模式,构建从种植、加工、销售到文旅体验的一体化链条,不仅提高了农民分红水平,还带动了返乡创业和就地就业,形成了“城里钱包支持,乡村场景供给”的良性互动。在这一过程中,政策要做好“有形之手”的引导,防止资本下乡单纯逐利,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和长期收益,让城乡产业融合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支点。
以数字化为抓手打造智慧城乡共同体
数字经济正在重塑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,也是二〇二五年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关键突破口。数字技术下沉乡村,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,更是发展理念与治理模式的更新。通过推进“千兆光网进乡村”“5G基站进农田”“云服务进县城”等工程,可以为智慧农业、远程教育、远程医疗、数字文旅提供底层支撑。在产业层面,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,通过物联网监测土壤、气候和病虫害,提高单产和品质;电商直播则打开了“小农户对接大市场”的快速通道。在公共服务和治理层面,“一网通办”延伸到乡镇,让群众少跑腿、数据多跑路;“雪亮工程”“数字乡村治理平台”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安全水平。实践表明,那些率先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地区,往往在招商引资、人才回流和消费扩张上也更具优势。数字化,正在让城乡融合从空间的物理连接升级为数据和服务的深度耦合,成为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。
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底线保障民生共享

城乡融合发展,归根结底要落脚到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没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,就谈不上真正的一体化。二〇二五年,要把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社保、住房等领域作为主攻方向,在财政投入、资源配置和制度设计上向县域和乡村适度倾斜。一是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,通过城乡教师交流轮岗、名校办分校、线上优质课程共享等方式,缩小孩子起点差距。二是完善分级诊疗体系,做强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,让常见病、多发病在基层就能得到有效治疗,城市大医院则集中精力攻克疑难重症。三是探索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,逐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待遇差异,打通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接续通道。四是针对农民工、灵活就业群体等,创新住房保障模式,通过公租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,托底基本居住需求。只有让城乡居民在教育机会、健康服务、社会保障上站在更接近的起点,城乡融合的发展成果才能真正被多数人感受到,也才能为扩大消费和稳定预期提供更扎实的民意基础。
以区域协同与治理创新增强城乡发展的内生动力

城乡融合不是单个县城或某个乡村能独立完成的,而是要放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空间治理格局中统筹谋划。京津冀协同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,都在重塑人口和产业的空间布局。二〇二五年,需要更加强调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载体,通过交通一体化、产业协同化、生态共建共享,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广袤乡村一同发展。以某些地区实践为例,通过轨道交通、市域铁路和快速公路的织密,形成“中心城市 半小时生活圈 一小时产业圈”,大量在大城市就业的人可以选择在周边县城或中心镇居住,既缓解了大城市房价和交通压力,又活跃了县域经济和乡村消费。与此同时,还要推动治理方式从“条块分割”向“协同共治”转变。通过设立跨区域协调机构、共享数据平台、联动考核机制,打破部门和行政边界,让资金、项目和政策更多地围绕“实际功能区”配置。基层治理也需要创新,如推广村民议事会、城乡社区联合党组织、社会组织参与服务供给等做法,提升公众参与度和治理效能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,既是城乡融合的保障,也是中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韧性的根本所在。
以绿色低碳为引领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赢

在“双碳”目标指引下,二〇二五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更加注重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,而城乡融合为此提供了广阔舞台。乡村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、农业生态系统和传统文化,是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承载地。一方面,要通过退耕还林还草、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,巩固生态安全屏障;另一方面,要探索“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”的实现路径,如发展生态农业、有机农产品、森林康养、低碳旅游等产业,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。城市则可以通过绿色金融、碳交易、技术输出和消费需求支撑乡村绿色发展。此外,推动城乡能源结构优化,在具备条件的乡村布局光伏、风电、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,不仅能提升当地能源自给率,还可以通过“分布式能源 农户收益分享”模式,拓宽农民增收渠道。在绿色低碳转型中,城乡不再是割裂的两端,而是相互依存、相互赋能的共同体,共同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